惡魔實驗 英雄計劃

家暴個案愈演愈烈，青少年吸毒風氣盛行，援交現象暗暗漫延，我們急急通過家暴條例，趕著推行校園驗毒，傳媒繼續道德審判，指責當事人殘暴、心理變態、定力不足、貪慕虛榮云云；我們用抗衡和否定來打擊不良社會現象。社會心理學家Zimbardo卻反過來，提出集中正面力量，更有利建立積極的生活環境。

如果你也看過2004年轟動全球的美軍虐待伊拉克囚犯的暴光照片，大概不會忘記，那些站在幾個脫光光地跪在地上的囚犯身上，面帶笑容、擺出ｖ字手勢的美軍模樣。一名剛滿二十一歲的女軍人更說：「那不過是好玩的遊戲。」這樣夠噁心的照片，那些美軍簡直是惡魔。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Dr. Philip Zimbardo是這軍事審訊中的專家證人，他在Evolution of Psychotherapy（詳見另文）會議裡，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：「為甚麼只有施虐的軍人遭懲罰？為甚麼有份製造這件事情、這個環境的任何官員都不須為事件負責？」

Zimbardo以1971年的監獄實驗而一炮而紅；這個因太迫真、導致參與者情緒崩潰而被迫終止的實驗（見下文），被德國導演拍成電影The experiment，在幾年前的香港電影節中上映時被評為「讓人毛骨悚然」。Zimbardo經常被指為悲觀主義的境遇主義者（Situationist），專門研究環境如何令人做出驚人行徑。他的監獄實驗，正揭示了環境力量之強大：一群身心健康的大學生，被分配進入角色扮演的實驗，結果他們的投入演出，令實驗被迫終止。

反正監獄的事與我無關，那實驗結果也無所謂吧？Zimbardo說，獄卒和囚犯是一個隱喻，我們每一個人一生中，都做過獄卒和囚犯；獄卒不過是一個有權力限制他人自由的人而已。當一個家長、配偶、上司、老師、醫生，不就是大權在握的獄卒嗎？所以，實驗的結論，是以一個極端權力狀況中展示，被特定處境所應許的權力，如何使人盲目及做出種種惡行。「我做這個實驗，就是要看看，被放在一個特定的處境遇中，這些原本健康善良的人，最終會改變那個環境，還是被環境所改變？答案顯然是後者。」

有趣的是，Zimbardo本身既非後者，並正追求成為前者。成長於紐約貧民區的意大利人，Zimbardo自少見盡街頭暴力，被街童、毒犯、妓女的圍繞下成長，今天卻成了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。Zimbardo想提醒人研究社會現象時，把更多關注放在環境而非個人身上。他的學生，包括美國聯邦警察CIA：「每一個人都以為自己是獨特的，不會同流合污；但多個實驗結果卻顯示，大部份人並不知道實際自己面對相同境遇時，會怎樣選擇。與其說某個人心理變態，才做出惡行，不如看看怎樣改變一個大環境。」

他在演說中來個180度大轉彎，羅列世界各地的英雄事蹟，例如剛被波蘭國會封為國家英雄，現已年屆92歲，在二次大戰時曾救出2500名嬰身的波瀾婦人艾琳娜．山德勒（Irena Sendler）。原來，Zimbardo在美國發起了一個英雄計劃(Hero Imagination Project)，收集各種捨身取義的真人真事，透過網站http://www.thelucifereffect.com宣傳開去。「因為每一個人，都可以成為惡魔或英雄。」同時，提供免費網上課程，教人如何保持獨立思考，與大勢抗衡。「我們要學習多關注正面的事、多給出欣賞和讚美，因為欣賞始能延續好人與好事。」他已把HIT註冊為基金，現正與20名來自紐約、倫敦、挪威等學者和社會企業家，積極建立網絡；明年3月更會進入學校做培訓，教授師學如何抗社會力量，並準備製作漫畫，不用那些有超能力的人物當主角，而用平凡人的不凡事作內容。「下個月我約了wikipedia的管理人員會面，研究能不能合作，因為我想做個英雄百科全書，免費讓人在網上查閱。」

「快閃黨這樣無聊的事也組織得起來，為甚麼我們那麼有意義的事不能？我知道我們一定會成功的。」境遇主義者，原來也不太悲觀。

史丹福監獄實驗 Standard Prison Experiment
24名自願參與實驗的大學生，經測試被證明身心健康，被隨機分配成獄卒和囚犯。事前他們被誠實地知會了實驗目的，並告知會以此角色生活兩周。實驗依照現實情節進行，由囚犯被加上手銬被補，到進入囚室前被脫光搜身，以至家人探望安排，都跟足實際監獄規定。迫真得連Zimbardo自己也不違言，他迷失了：「我自己都忘記了自己正在做實驗。當一位同事中途來問我的研究變數(Variable)時，我生氣了，因為當時我以為囚犯正密謀逃獄，而我的同事竟只關心變數！我忘記了自己是心理學家，不是真實的監獄長！」

實驗進行不到三天，囚犯開始精神萎靡，經常只看著天花板，討論亦只集中在「監獄」的事情，他們不再談論「自己」(individual)；用號碼互相稱呼，就是寫信給家人，都以號碼署名；更甚的是，獄卒開始因悶極無聊而騷擾囚犯，例如迫他們做仰臥起坐、在半夜當沒研究人員監察時叫醒他們唱歌，並不斷用言語侮辱他們。囚犯逐漸崩潰，出現抑鬱、不能自控地大叫大哭，全身出紅疹等心理反應。一直以來，這9名研究人員均沒提出質疑，直至第8天，一名研究人員忍不住跟Zimbardo說：「你知道你對這些男生做了甚麼嗎？我覺得你簡直是一頭惡魔。」Zimbardo如夢初醒，終止實驗。翌年，這名研究人員成為了他的妻子。

The Evolution of Psychotherapy
The Evolution of Psychotherapy 是五年一度的心理治療界盛事，自1985年起在美國加洲舉行，今年吸引了超過8000人從世界各地愈50個國家前來參與，曾被The Washington Post形容為心理學界的胡士托。今年12月8日至15日期間，香港有57人千里遙遙飛到美國去，是第五大參與地區，稍遜於台灣（67人），連同星加坡及大陸，今年華人參與者約130人，心理治療開始在華人世界掘起。

不少參與者以「追星」形容這個會議，畢竟是最多世界知名的心理治療大師出席的會議，例如存在心理治療大師Dr. Irvin Yalom、家庭治療大師Salvador Minuchin、心理學家Dr. Albert Bandura, Dr. Philip Zimbardo等等。香港的參與者，包括精神科醫生曾繁光：「有些大師年紀已很大了，如Minuchin，我也曾跟他上課，再不來可能再也不會見到他了。」大師一上台，台下閃光燈不停閃動；身為治療師，多少較具自我意識(Self Consciousness)，沒瘋得拿起反光版大叫口號；但Dr. Irvin Yalom的簽名會，還是要以一個半小時來消滅的。

關於心理治療 香港美國兩地比較　
主辦機構主席Dr. Jeffery Zeig指，亞洲多地近年經濟掘起，是心理治療開始快速發展的原因；畢竟，沒飯吃談甚麼心靈健康。「可是，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正在入口一些甚麼！」Jeff說，現時亞洲是一遍有待開墾的荒蠻之地。「在美國，執業治療師要由該洲發牌才可執業，他們負有清晰法律責任，必須持有被認可的學位，而且一般要求具備一定時數的實踐經驗，並須持續進修才能每年續牌。但香港，甚麼人都在教，都可自稱自己是治療師。」難怪本地在美國註冊的治療師，名片都大刺刺地把美國註冊放在前面。

相對來說，香港除卻精神科醫生，暫時只有社工須向政府註冊，必須持有學位，同樣會面對被投訴、調查和取銷資格等監控機制，但沒規定必須持續進修。換言之，社工一經註冊，即使一輩子去搞地產，也可以自稱社工；較大的專業團體如「香港心理衞生會」，則提供心理學家的學會註冊制度，幹事兼城大應用社會學副系主任梁祝齡表示，成立發牌制度是該會爭取多年的夢想，但政府反應冷淡。「或者，政府覺得心理治療反正不會死人，不太著緊吧。」結果，兩年前該會自行向會員籌款，以支付找律師起草、刊憲等費用，現正待進入立法會三讀。

心理治療在美國是一個概詞，裡面包括社工、輔導員、精神科醫生、各類治療師（如音樂治療）、臨床心理學家等，現時大概有100萬人，組成一個制度化的網絡。在美國醫院，病人會獲得由以上各類治療師組成的團隊診治，於是社工為病人尋找社會資源、輔導員專長提供輔導、精神科醫生專長病理與藥物治療、治療師可配合特別需要，如與小孩以藝術方式溝通等。這個網絡，還有美國的保險公司作後盾。美國法例規定，所有醫療保險都必須同時提供精神健康(Mental Health)保障；而明年更實施新例，規定醫療保險提供給精神健康的保額，不得少於身體健康的保額。

在香港，一般病人當然沒有如此一條龍的服務，承保精神健康的保險同樣絕無僅有。舉例說一名工人從高處掉下受傷，他的工傷賠償是包含醫療費用的；但如果他因而患上驚恐症，他只能自行承擔見臨床心理學家的費用。排期看政府精神科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，動輒等上一年。多次倫常慘劇後，換來的是醫管局兩年內(2006至2008年)多聘了27名精神科醫生(據周一嶽今年二月公開發言報導)。瀏覽衞生署網頁，可以找到中醫、助產士、職業治療師等統計數字，就是沒有精神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。即使找健康統計數字，也找不到半隻字提及精神健康。

「美國自1960年起有發牌制度，現在，美國人會互相比較所見的治療師誰較知名。」美國已經到了用治療師的知名度當身份象徵的階段。「美國平均多少人見過心理治療師？「平均每人一生見3次。」Jeff回答。

香港參與者意見
香港理工大學社工系講師利明威：「來這裡可謂大開眼界！可以一次過見識多名大師的示範，特別是很多在香港沒機會接觸的治療方法，如完形治療、催眠等，簡直精彩得如一場藝術表演！」

徐志忠神父：「這會議不單是心理治療裡最大型的會議，可以一次過見很多大師，更重要是它揭示了各種心理治療的最新發展。如果香港的相關專業人員都能夠前來就好了。」

本文另一版本刊於2010年1月6日信報

Moises Mehl 品嘗生活原味

作為「生吃專家」，多少要耐得住一點孤單。走一條少人走的路，開山劈石，與失敗和誤解為伴。墨西哥裔的 Moises Mehl 是個生吃素食者（Raw Vegan），生活在香港這個狹小、匆忙的城市，你有你趕新趕快趕潮流，他有他掛起他的「吊床」搖盪，自得其樂。

「看！這是我的廚房！你看見火在哪裏？爐在哪裏？嘿嘿！」Moises 笑嘻嘻地帶記者進入他的廚房。灶頭上面有一個電熱水煲、一個膠砧板、兩部攪拌機。沒有爐沒有火，他有的只是幾大樽果仁和種子。人家聖誕吃火雞，大魚大肉，他的聖誕依舊一貫獨特作風，有機蔬菜配上自家製醬料 —— 用果仁、核桃等做成，味道質感極像吞拿魚。


手巧心巧



為了方便攝影師拍照，Moises 做了簡單又好看的菜式：Raw Enchiladas（生餡料卷餅）。他邊做邊介紹：「蘑菇不必用火煮熟，用醋和豉油浸泡一會就成了；切它時，你要用這把陶製的刀，因為金屬刀會加速食物氧化，對生吃不宜。你看，這樣切出來，它就不會變黑了。」然後，他拿出一片片紅色的、類似雲吞皮的東西：「這是用番茄、椰子肉、夏威夷果仁和檸檬汁做的。」

但見他靈巧地切青瓜、紅椒、浸過的蘑菇，又快又整齊。又拿出一樽白色的醬料，鬼鬼馬馬地看着我和攝影師二人，說：「這是我的芝士。」

「你不是不吃奶類的嗎？」我問。

「哈哈！這是假的（芝士），你吃過就明了。」說着，他把「雲吞皮」捲起來，捲出一條豐滿的紅色壽司。

他在中間斜切一刀，裏面紅的綠的白的。「登、登、凳，請慢用！」我忙着跟攝影師溝通拍照的角度，叫他：「Moises，請你來這邊拍照好嗎？」他輕鬆走來，要笑容有笑容，要食相有食相，還主動抱起小狗合照。「你們不吃嗎？」我一心拍照，無意用餐；他繼續笑意盈盈，有求必應，但嘴裏還是那句：「你們來試吃呀！」始終不想美點受冷落。盛情難卻，我咬了一口，發現味道不錯，那白色醬料真的不是芝士，而是果仁混製的。

生食教室

現在邊教瑜伽邊做食物到會的 Moises，4 年前結束印度之旅來港定居。我在一個朋友聚會上認識了他，當時我並不覺得他口若懸河，直至觸及「吃」這話題，發現他雙眼發光，你未問，他先搶答，自動變身做老師。


第一次去他家作客，一心想吃新菜，怎料他說要即時做巧克力。我心想，做甜點豈不是要等 3 小時？他二話不說，拿出鋼煲鋼匙和一樽白色的塊狀物示範起來：他把熱水注入鋼煲，開始溶那些白色物體，忽然問我：「你要來試試嗎？」我驀地一呆，只好上前接着鋼匙攪拌；他就開始「方太教煮餸」，逐樣材料講解，兼開生食演講：

「白色的是椰油，其實，椰油的膽固醇是有益的。它是好的食油，因為一般油加熱後會產生自由基，那會致癌的，但它不會。

「高溫會毀壞天然的、能幫助消化的酵素，所以生吃更有益健康，一個生紅蘿蔔的營養，是一個熟紅蘿蔔的兩倍。

「美國出產的野米，可以浸水發芽，然後再煮熟，會更好吃、更有營養；糙米、白米都不成；但蕎麥也可以。」

Moises 出外吃飯，點菜之前總要發問：「這個含有蛋嗎？」「這個汁含奶類嗎？」雖不至問大廚用的是不是有機菜，但侍應還是要到廚房，問過大廚才能答得上，倒是常事。除了吃，平時的他嬉皮笑臉，說英語時愛夾雜幾句廣東話，去街市買菜就說：「靚女，唔使袋唔使袋。」環保兼好笑。有次到餐廳去，侍應用英文問他幾多位，他回答：「 4 位。」字正腔圓得令侍應以為這老外懂廣東話，就跟他談「在哪裏學的呢」之類。他笑而不語，不斷「夏下、夏下」「哦」，不濟的廣東話竟沒被識破。

最重分享

人家分子料理廚師，用試管、針筒等儀器做菜，活像個科學家；Moises 也有類似魔術，卻是家常的。他以溫水混和生的翠玉瓜、夏威夷果仁等攪拌，加入日本乾海苔就成了綠色的湯，那忌廉一樣的質感很難想像裏面連奶都沒有。雖吃不出內裏有習慣了的翠玉瓜味道，但清清甜甜的，配上鹹的海苔，味道很調和。

由於生吃素食者不主張吃經過攝氏 48 度以上烹調的食物（如前所說，高溫會影響酵素），所以他不用焗爐。不過，用乾燥機，他一樣可以做薄餅！前提是耐性，做一個蕎麥餅底，材料要待在乾燥機最少 12 小時。他在印度旅居的 8 個月，就學會了耐心。「印度每天都給你很多『驚喜』。像今天火車來不來呢？甚麼時候來呢？一天我坐上車，預計黃昏到達目的地，忽然一頭牛阻塞路軌，於是那天就到不了目的地了。」

Moises 四出求學，跟主張生吃的醫生上課，並參考很多教導生吃和營養學的書籍，然後自己不斷試做新菜，邀朋友試吃。就在剛來港時，他失業了幾個月，也跑到佛教素食店去當義工，又免費做菜與人分享。比較起建立事業，他還是注重推廣生吃和素食多一點。有一天，朋友拿來一本雜誌給他看書中的食譜，他說：「這是我前幾天教他做的。」朋友緊張地提醒他，那是他的知識財產。他卻聳聳肩說：「每天網上都有新菜譜誕生。」事實上，他的網站（www.raw.hk）就圖文並茂地教人做菜。

種瓜得瓜，但怎樣才種得宜，倒是各家各法。Moises 說出來香港經歷的震撼：「那麼快速、紛擾而充滿幻象的城市，好容易就讓人迷失。」

能夠把持自己的人，內裏必須很有熱情，才能默默耕耘而不計較，繼續在人家匆匆的步速中，獨自享受慢慢盪漾的吊床。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靜中領悟

吃生，就是要回歸基本，吃食物的原味；素食，就是拒絕為裹腹而殺生。Moises 談到這些，感覺到與萬物之間有着微妙的關係。他在墨西哥做了生意 10 年，結束公司後，千里迢迢跑到印度南部 Matrimandir - 一個人們從世界各地前來學習靜修的城。

那兒並不推廣宗教信仰，只有冥想（Meditation）。 Moises 說，Matrimandir 興建了一個球體建築，讓人進去練習冥想。首兩天，來者只准坐在大球體外圍的榕樹下，讓心靜下來了，才可進去球體裏面。那個球體內有約 50 平方米那麼大，他記得自己舒服地坐在地氈上，軟軟的又有點冰涼；球體中間放着一顆大水晶，接收着太陽的光。

「那個球體建築，會把小小的聲音放大 10 倍。我赫然發現，自己體內一丁點的聲音都突然變得很大聲，所以裏面每個人都必須很安靜、很專注。我坐下來冥想，感覺到有些東西一直都在『那裏』，而我一直沒察覺，那是一種和萬物連結的覺知，我和眾生是連在一起的。」他說，我們的思想、行為、說話，都是「業」（Karma），是一種因，會在不同時候帶來不同的果。「殺生是不好的『業』，我們吃動物，就連同負面能量一同吃進去。」

Moises 指，人是唯一有意識選擇食物的生物，卻自以為其他動物沒有意識、不會難過，所以吃他們的肉、剝他們的皮，恍如天經地義的事。當他成為生吃素食者後，也罷買皮革用品。訪問那天，他拿出錢包說：「這是用火麻仁做的。」原來火麻仁不只是藥材！

本文刊於2009年12月31日經濟日報專題版

訪問

訪問真是一個好玩的過程。

一直以來，很想做人物專訪；當年想轉到副刊沒成功；若干年後，竟然在做了。

然後發現，寫人物故事，不熟不寫是真道理。

你永遠沒法從一個訪問裡面印證真偽，也沒法見證很多被訪者所說的事情；不信沒意思但誤寫也有違己任，只好寫自己真正認識的、有把握能一定程度信任的人。

真正在做的時候，才發現，重要的不是對話過程，而是相處過程。有不同的人在更好，有觀察有多元化的互動，一個人才立體了起來。所以，做一個個人專訪，即使是很「搭路」的人，做上幾個月時間也只是剛剛好。

如果只寫被訪者說的東西，那不如由對方動筆好了；個人專訪的好玩在於發現和被發現，發現一個人的有趣之處，最深刻走過的地帶，然後如何改變過來；對方被發現了，那回應是很有趣的。

那回應，經常是東一片、西一片的；很raw，訪問過程，像兩個人在一起編織故事，愈編愈多支節，然後人物便豐富起來。

如何透過我的筆呈現對方，尤其是那個可能不善詞令的，說話組織並不流輰，有很深刻的體會與心得，卻不太會好好表達也不喜歡炫耀的對方。善於概念化論述的是我，不是他；能夠組織起來追問並寫下來的是我，不是他；如果直接寫出來，我的連貫我的組織我的概念化表述都無可避免地成為了他，而原本真正屬於他的不會言詞直述不喜歡說教等等反而流失了。

真是很好的一課。

一朵花

有些人的批評，我們能一笑置之；有些人的丁點說話，我們就抓著不放。

能夠一笑置之，分得開甚麼是自己的東西，甚麼是別人的東西，那回應就是自主的選擇；抓著不放，就看不清楚感覺是來自那兒，只有抓著那東西來回應，心不再清明。

有些路，只能自己去走。

我閉上眼睛，看見心上的境象：


有一朵花，在山頭開著；她一點點地長大，太陽伯伯高高地溫暖著她，讓她燦爛奪目。

然後，天氣轉變了，天開始暗下來，黑雲姐姐把天空掩蓋，雨開始下了。

被雨打著，花只好低頭；花的頭顱愈來愈低，因為雨愈下愈大，雨點大力地打在花萼上，讓花的頭垂得更低。一滴滴豆大的雨水沾在花瓣上，再緩緩落下。

天色更替，太陽伯伯慢慢地走出來，黑雲姐姐離開了；花的身體開始漸漸乾透，又再次把頭仰起。

擁抱恐懼

她抓著我的手摸了又摸，都落不了針。

當另一位護士說我要進手術室了，護士小姐終於必須落針；因為痛，我本能地縮回手掌；護士小姐抓著我，然後點滴終於接上。

我看了看你，然後說我愛你。眼淚開始不受控制地流。

這是我經驗過，恐懼最大的勝利。

當身體再不受控制，無助就來告訴我你只有順從；無力的感覺讓我內疚，或者我純粹討厭成為那刻的自己。

我還未及學會，接受自己是甚麼，不是甚麼，在一張病床之上。

三次緊急治療，連醫生都沒法說準這次是最後一次，才知道甚麼叫無常。

孜孜不倦地計劃、爭取的，並不是你盡了力各方面都好像客觀地成就了，你就會到達終點。經驗和預期都失效了，恐懼就在我體內壯大。

我所以為有答案的人生，我所以為有方法有規律的生存，終於不管用了。

代 溝

昨天跟妹妹討論，現在的年青人怎麼了？

不是想批評，而是真的在想，發生了甚麼事？

為甚麼組織自殺的，是唸中學還有大把人生的年青人？現在當個年青人竟有那麼辛苦和厭世，還有吸毒、援交．．．不是一句「一蟹不如一蟹」可以解釋過去的。

當很多人都看不過眼時，我想看不過眼的人都是用自己的原則來看；我們對於年青一代的角度，如此模糊不清。

最大聲的，總是位處壯年，最有權力的中年，呂大樂口中的第二、三代。他們是老師、報館老總、公司老闆、甚至富經驗的社工；他們負責把社會現象定義，也把年青一代定義。

我懷疑，這樣的定義的合理性。

現在的八十後，成長於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；一出生就有互聯網，資訊真假難辦，叫這一代人如我和我的上一代一樣單純，服從師長，是不合理的；如此單純的人，應該早已吃了不少苦頭。

呂大樂說第二代人的控制性，作為第三代的我深有同感；我這一代的父母是以「控制」來愛的，在他們心目中，有應付社會的方程式，那是他們以前的社會；像勤力工作就不會被炒、像一技就足以傍身、像有手有腳就不會餓死。

很認同第二代(即很乖)的第三代，很自然就複製第二代的控制性。

但當看見在職貧窮數字日增，綜援個案上升，常說香港經濟不壞GDP向上，貧窮人口卻愈來愈多，到眾膳坊領飯的人數，竟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水平；這樣的社會，已經跟從前很不同。現在的成長所面對的困難和疑惑，比以前複雜太多。

然後，第四代還要不斷被第二、三代評擊，指他們不負責任。我想，責任有時候就像零和遊戲，尤其是在家裡，有人洗了碗，就有另一些人不用洗；然後搶著洗碗的人指責沒洗的人不負責任，是很有趣的。

為甚麼搶著洗？因為你必須以他認為對認為好的方式去洗呀！結果只有他自己才做到令他最滿意，那只好自己搶回來做了。

責任感是要有培養環境的；例如必須自己走出去，為自己所作所為承擔一切後果。愛不是控制或提供最安全的路徑，而是讓失敗受傷的孩子有家可回，而不必受批判拒絕的空間。

聽張五常

張五常在信報寫「新賣吉者言」，說人家做經濟理論，是先有理論，再找實例支持；他做理論，是先有事例，再尋求理論解釋。

前著是找對，換言之，作者努力證明自己對；後著是找錯，作者努力找出已有理論的漏洞，從而建立新理論。

說得真精彩。

我的學士、碩士論文，是訓練前者的；或者，是我從未以這角度構想過，所以只懂用前者。

今後，我要做後者。那才有意思，文章才好看。

學者的吸引力，就在於這一種通透。